通過漢人如何想像西藏的個案，本書展示近代中國國家建構過程中民族主義的另一面向：漢人如何看待非漢族群。本書提出，即使是訴求愛國主義、民族政策或邊疆治理，中國民族主義都需先回應自身對非漢族群的潛在偏見。以漢人的西藏論述為例，本書集中在宗教（西藏密宗）、社會形態（封建神權）與性別（一妻多夫制）三個面向，探討近代漢人對西藏的主要認知。而漢人中心主義所欲再現的西藏，隱藏著提供西藏現代化的物質與精神支助之想望。
「喇嘛教」與密宗論戰
金庸的武俠小說對華人而言可說是經典文學，膾炙人口，更不必說將之改作成漫畫、動畫或翻拍為電影、電視影集。但是，隨著金庸小說一起經典化的，則是其中喇嘛的角色。一提到鳩摩智、靈智上人、金輪法王、雪刀老祖這些「番僧」，他們在小說裡都居於負面與邪惡的角色。武功高強、狡猾奸詐、粗魯愚笨、暴力嗜殺、擅長咒語以及貪淫好色。塑造番僧這些形象，並非始於金庸的小說，實際上，是漢人長久以來的認知。
漢人以「喇嘛教」一詞來稱呼藏傳佛教的開端，起自明代萬曆年間。（註1）不過，當時喇嘛教一詞並未有太多意涵。即便如此，在「喇嘛教」一詞的使用還未定型之前，漢人史籍裡就已經充滿對西藏佛教的負面敘述。元明清時期，漢人更習慣以釋教、番教、紅教、黃教、象教來稱呼西藏人的佛教。沈衛榮指出，從元、明兩代起，西藏佛教即已貼上負面的色彩。元史以及明代文人筆記中，對番僧批判最烈者，即是所謂的「祕密大喜樂法」、「演揲兒法」。（註2）然而，正如沈衛榮所言，在文人筆下，這些祕密法的具體修行方式，都是演繹自房中術經典的《素女經》。由於這些番僧在政治上的得志，一方面士人對此將之解釋為帝王不是出於個人的宗教信仰才對密宗有興趣，而是為了治國的權術與方略，將帝王個人的宗教行為予以政治化的詮釋。另方面，又將之視為中國佛教的對立面，將喇嘛教當成鬼教，喇嘛或者是神祕莫測、法力無邊的妖僧，或者活佛的神通乃是騙術。（註3）
直到清末，受到日本與西方的影響，漢人開始習慣用「喇嘛教」來稱呼西藏佛教，同時也接收這一詞所蘊含的部分負面意義。不過漢人所使用的「喇嘛教」，更多的內容是來自中文史籍的傳統。同一時間，對西藏佛教的稱呼，還有真言宗、密宗、密教、西藏密教、西藏密宗、藏密、西藏佛教等等。只是，這些都比不上「喇嘛教」一詞所具有的「畫龍點睛」意味。當漢人知識分子開始對西藏有更深的認識後，才開始質疑「喇嘛教」一詞的不恰當。（註4）由於這些名詞是本書討論的對象，為了契合文字的脈絡，筆者仍會使用。
在西語中「喇嘛教」一詞的使用最早出現於18世紀末。不過，有意識地使用喇嘛教一詞，並暗示這種宗教是喇嘛所造，為印度佛教的不肖子孫，則起於T. W. Rhys Davids（1843-1922）、L. A. Waddell（1854-1938）等人關於印藏佛教的著作。（註5）以喇嘛教來稱呼西藏佛教，即使是傑出的藏學家亦不認為有什麼不妥。如，在法國知名藏學家石泰安看來，由於西藏佛教的實踐，是以喇嘛作為主體，因此喇嘛教一詞的稱呼沒什麼不好。（註6）義大利藏學家圖齊（Giuseppe Tucci, 1894-1984）則在其著作裡的第三章以「喇嘛教的特徵」（general characteristic of lamaism）為題來闡述西藏佛教。（註7）
在「喇嘛教」一詞之外，西方學界另有幾個與西藏佛教密切相關、並具有高度含混爭議的名詞，如：怛特羅佛教（Tantric Buddhism, Buddhist Tantras）、佛教密宗（Buddhist Esoterism, Esoteric Buddhism）、金剛乘（Vajrayana），這些詞彙都是作為顯教（Exoteric Buddhism）的相對詞，其中的關鍵即是怛特羅佛教特指與密教（Tantrism）相結合的另一種佛教。19世紀起的歐洲東方學家，即以這種二重對立模型來解釋整個佛教發展史，也就是確實來自佛陀觀點、本質的、純哲學的「真佛教」，對立於派生的、崇拜超自然力量、夾雜土俗信仰的「次等佛教」（lesser Buddhism）。（註8）由於怛特羅（Tantra）與密教如此具爭議，幾代以來的學者不斷試圖歸納出其定義、起源、特徵、具體內容；然而，將密教當成是一高度抽象、有清晰定義的實體，正是19世紀以降東方學家與殖民活動的產物，成為一「極端的東方」（The Extreme Orient）。作為西方的特異他者，在西方文化中形成的密教範疇，是通過兩種極端的辯證過程來發展：維多利亞時代對怛特羅實踐中性放縱的厭惡，以及反方向對怛特羅哲學的辯護與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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