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量疯狂》一书深入探讨了二战后，世界卫生组织如何在“科学主义”的旗帜下，试图建立一套全球统一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
作者通过对大量档案、会议记录和口述历史的分析，揭示了这一跨国研究计划背后的复杂性。一方面，世界卫生组织试图在全球范围内推广一种“去殖民化”的、以科学为基础的精神疾病诊断体系，以期实现全球心理健康的改善。另一方面，这个计划也受到冷战政治、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医学实践差异以及跨国组织内部的权力斗争等多重因素的影响。
书中特别关注了以下几个方面：
- 科学主义与文化多样性：如何在全球范围内建立一套统一的精神疾病诊断标准，同时尊重不同文化对精神疾病的理解和认知？
- 组织架构与知识生产：世界卫生组织是如何组织这一庞大的跨国研究项目的？不同学科的专家（如精神病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之间如何合作？
- 权力关系与知识生产：在这个跨国研究网络中，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如何影响研究的进程和结果？
- 标准化的困境：精神疾病的诊断标准如何实现标准化？这一过程中面临哪些挑战？
- 个人的角色：像林宗义这样的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如何在这一全球性项目中发挥作用？
本书的贡献在于：
- 填补了学术空白：系统地梳理了二战后世界卫生组织在精神疾病领域的研究历史。
- 多视角分析：从历史、社会学、医学等多个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深入分析。
- 批判性思考：对“科学主义”在精神疾病诊断中的作用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
專家
在本章和下一章，我會稍微將時間軸往回倒轉。這是為了要探討兩個形塑世界衛生組織當前運作模式的重要因素。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一個由倫敦賽巴基金會（Ciba Foundation）於蒙特婁所舉辦的研討會中，研究跨文化精神醫學的科學家們討論了不同文化中的思覺失調症。那時，世界衛生組織的國際社會精神醫學計畫才剛開始進行。負責研討會開幕活動的人是奧伯利．路易斯（Aubrey Lewis）。來自世界各地的精神醫師、人類學和科學家提倡醫學領域和化學領域的國際合作。在研討會中，身為開場引言人的艾瑞克．維特考爾（來自麥基爾大學跨文化精神醫學研究小組）詢問論壇與談人有關思覺失調症在標準定義和地方疾病發生理論之間所存在的歧異。亨利．B．M．墨菲回應維特考爾：他並不覺得來自加拿大的調查結果對於此一議題能有什麼貢獻。墨菲進一步說道：「這個領域還有很多未竟之事。『思覺失調症』一詞現在被用於描述形形色色的疾病徵狀。我們希望在未來可以妥善地區辨它們。當前的趨勢是用這個詞來囊括各種不同的症狀1。」來自世界衛生組織心理衛生小組的醫務官林宗義支持墨菲想要有更嚴謹研究的呼籲，但他也試圖要將思覺失調症所具有的跨文化差異性以更輕描淡寫的方式帶過。因此他說：「我並不覺得文化差異有我們所設想的這麼大。對我來說，精神醫師在教育與訓練背景上的差異，對於疾病徵狀的區辨來說會比文化差異具有更決定性的影響。 2」
這兩個專家之間的討論過程，呈現了當時國際精神醫學研究領域專家觀點的歧異。對於那些來自「西方」的專家來說，需要發展出研究方法，用於理解那些尚未被探索之事物，而調查研究的不足難以達成此一目的。相對的，來自「非西方」的專家在乎的則是現代精神醫學的訓練3。正因如此，林宗義所提出的「精神病流行病學與社會精神醫學十年計畫」中的第四個工作項目，即是要在開發中國家對精神醫學專業從業人員進行教育訓練（詳見本書第三章）。這兩個截然不同的觀點形塑了心理衛生研究國際合作空間的樣貌。當時，許多不同類型的專家被延攬加入世界衛生組織國際社會精神醫學計畫的旗艦計畫，他們在國內和國際所從事的活動對該計畫呈現的樣貌有著決定性的影響。世界衛生組織原本希望能徵召各方人才來代表他們自身所屬的文化，同時也為其高度理想性的計畫做出知識生產上的集體貢獻。然而，最終卻是這些專家背景的同質性（而非多樣性）發揮了最大的影響力。
世界衛生組織心理衛生小組成立後的二十年間，為了締造其心目中「可行的計畫」，遭遇了重重困難。這反映的不僅是其組織內部的生態和運作特徵，也是當時科學家們在知識生產上所進行的漫長協商過程。世衛原本的優勢是讓心理衛生小組可以加快國際合作的過程；其內部專家所具有的能動性也讓跨國性的知識生產能持續推動。在本章，我將探討：這些背景互異的專家如何形成共識、以及在難以達成普遍共識的情況下，這些知識生產活動的成果究竟代表了什麼？世界衛生組織和其成員國是在怎麼樣的空間中進行知識交流、分享研究方法、以及合作執行研究？實際上，世界衛生組織「去中心化」的運作模式、以及在地專家的「夢景（dreamscape）」，共同創造了一個合作的空間。在這樣的夢景中，專家們可以將他們的理想做為一種「社會技術性的想像」來加以運用，這樣的夢景是「集體擁有、在機構中被當作標準、可公開展演的一種夢寐以求的未來4」。在這樣的空間中實際發生的知識交流其實相當有限。但更重要的是，這是一個讓眼光前瞻、背景類似、對精神疾病的普世性抱持類似觀點的科學家可以彼此形成牽絆的空間。
這裡，我先簡單回顧本書前三章所講述的故事：在一九五○年間開始浮現的跨國精神醫學論述企圖要以普世共通的精神病理學、以及一套國際疾病分類系統為基礎，來對精神疾病的症狀進行比較。從在地尺度到國際尺度的精神病流行病學，則為這樣高度理想化的嘗試提供基礎。世界衛生組織因此開始進行實證性的研究計畫，並且在全球發展主義興起之前就抱持「健康是所有『世界公民』的基本人權」的願景。當世界衛生組織的科學家正在爭論著精神疾病的成因和分類方式的時候，精神病流行病學成為一個驗證診斷標準和識別疾病模式與趨勢的重要方法。在世界衛生組織裡，布羅克．奇澤姆關於世界公民身份的想法成為打造一個社會精神醫學「可行的計畫」的理論基礎。在該計畫中，流行病學方法被應用於研究精神疾病。
世界衛生組織宣稱要建立具有普世性的診斷標準，還要在各文化／國家／族群之間建立差異極小（因此同樣也具有普世性）的精神疾病流行病學樣態5。這樣的目標與「世界公民身份」的概念相互呼應。二次世界大戰之前，「非西方」世界的精神醫學主要在各個殖民地發展，服膺於由當時的科技所支持、以種族劃分為基礎的科學邏輯。由於這樣的種族科學爲殖民統治提供正當性，種族精神醫學的誕生也因此與「建構被殖民者主體身份」脫不了關係。精神醫學在殖民脈絡中的理論和實踐，乃是為了要證明殖民者在心智上的優越性、以及合法化政府對於殖民對象的控制（因為其在心智上被視為劣等）。各種被創造出的精神疾病的分類標籤和病理學觀念，也被用於證成殖民對象低於標準的心智狀態，其對現代生活的無法適應。當時的精神病強制住院機制將歐洲與被殖民地的「土著瘋人」區隔開來，精神疾病療養機構也被用來進行殖民控制6。相對的，後來世界各地展開的去殖民化過程，對於普世性診斷標準的追求、以及基於精神疾病調查的評估工具，則反映了精神醫學可能從「帝國主義的工具」轉型為「全球性的照護與治療系統」的典範轉移過程。
epu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