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湖，这个位于中国东南沿海的小岛，在1604年迎来了历史性的时刻。三艘荷兰战船的到来，不仅标志着欧洲列强殖民扩张的步伐迈向了东亚，也揭开了澎湖作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交汇点的崭新一页。
大航海时代，世界各国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欧洲的宗教改革、日本的统一、明朝的衰落，这些看似遥远的历史事件，都因澎湖而产生了微妙的关联。海盗、商人和探险家们在澎湖相遇，他们的故事交织成了一部扣人心弦的史诗。
从澎湖出发，我们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大航海时代的历史背景，感受东西方文明碰撞的激烈。
东亚的超级大国
东亚能在大航海时代之前保持长时间的和平，有一个结构性的原因：越级大国——明朝的存在。欧洲国家之间并不存在所谓的“国际秩序”，也就是各国之间如果有矛盾争端，彼此规模相去不远，而又缺乏一个“超级权力”（Superpower），作为平衡的力量，或者仲裁者，那么争端只能靠战争来解决。说起来，天主教可能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但宗教改革后，新的教派不一定服从。例如荷兰就信仰基督新教，荷兰的独立战争一旦打起来，就硬是打了八十年。
但如果有一个超级权力，会形成一个区域间的中心稳定力量，或者建立一个价值体系，或者依照其政策，形成一个国际行事的准则，那么比较容易建立“国际秩序”。各国之间的冲突，也比较容易找到仲裁者，得到新的平衡。这在今天看来只是一個非常简单的常識。但在十四、十五世紀時，根本不存在这样一种“国际秩序”的概念。然而，东亚确实存在一个“超级权力”，那就是中国。
中国的“朝贡体系”，从唐朝开始即存在。日本、韩国、越南等的朝贡与文化学习，形成一个共同的文化圈。不管要叫“儒家文化圈”（似乎说得通，但不夠完整，因日本与唐宋的交流中，仍有相当多的佛教僧侶，来中国学习佛教文化），“漢字文化圈”，或者“中華文化圈”，总之，由于中华文明的存在，使得这些国家之间，存在一个共同的文化与价值，这些价值又形成为修身问学、政务行事、公共行为、社会秩序、国家交往等的“不成文规范”。这个不成文的价值规范，早已存在于东亚。历经唐、宋、元的东亚经贸活动、文化交流等，至少慢慢形成一个共同的价值。
即使丰臣秀吉在十六世纪末想“征服世界”，攻打朝鲜，并派专门特使送信到东亚国家如印度、麻六甲、马尼拉、台湾等，其要求也无非是叫各国来向他朝贡，承认他才是一统天下的大王。所学习者，无非是明朝的朝贡制度。
以今日眼光来看，这也是一个容易理解的过程。因中国是一个贸易的大国，贸易大国比较有权力成为规则的制定者，决定交易的规则、地点、方式等。而交易的语言使用，也很容易变成中文。相对的作为交易重要地区的中亚，伊斯兰的信仰与阿拉伯文，也是一个重要的语言。
所以在今天的泉州，还保存着一个建于1009年的清真寺，不仅建筑的门窗遗物保存着阿拉伯风格，寺内的门顶和龛内仍刻有古体阿拉伯文写的《古兰经》，足以见证宋朝时，泉州作为世界第一大贸易港的地位，以及多元民族共同来此经商的盛况。有意思的是，泉州现存的墓碑雕像与石刻，往往在一尊雕像中，包含印度教、佛教、伊斯兰、儒家等文化元素，恰足以显示出东亚文化的融合与开展，早已存在于民间。
这些历史追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说明了欧洲人在地理大发现时代的东亚发展，不是无根的，而是建立在东亚旧有的商业文明的基础上。所以，1498年葡萄牙人瓦斯科·达·伽马绕过好望角，率船队驶达印度西海岸的科泽科德（Kozhikode），开启亚洲与欧洲连通的新门户时，是对于亚洲的影响，绝对不同于西班牙对加勒比海群岛、墨西哥、秘鲁那样的灾难性剧变。一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论断的：“在蒸汽船时代之前，亚洲的海商在绝大多数商路上，在绝大多数商品上，仍然是欧洲人的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在荷兰人1670年代向爪哇推进之前，以及在1750年英国势力在印度崛起之前，欧洲的政治势力仍局限于一些小岛和海岸的圈占地之内。”
此论点，也可以用来观照荷兰人对台湾的“殖民”，其实不能说是全面殖民，而只是在“海岸的圈占地之内”。对广大的台湾内陆，根本谈不上殖民管理。真正向内陆开拓，其实是从郑成功、清朝之后，由不断移民而来的汉人才开始。
从更长远的大历史来看，以明朝朝贡体系所建立起来的东亚国际关系，在无形中形成一个文化规范，凡是向明朝朝贡的国家，遇有彼此间的争端，会来向明朝皇帝求助。无形中，明朝成为东亚和平的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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