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到1972年，美国的联邦、州和地方公共卫生当局共同在亚拉巴马州塔斯基吉进行了一项人体实验，对象是400多名感染梅毒的黑人男性佃农。这是一项非治疗性实验，目的是追踪梅毒的自发演变，以了解梅毒在这些患病黑人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这些黑人男子并没有被告知身患梅毒，也没有被警告梅毒可能会对他们造成什么影响，而且，除了最初几个月的少量药物外，他们没有得到任何医治，只得到阿司匹林来缓解疼痛。
各级卫生官员，包括黑人医生和护士，都在系统性地欺骗这些人，让他们相信自己有病，身体里有“脏血”。病患亡故后，也会千方百计不让遗体外流，生怕暴露实验的真相。
40年的死亡观察结束时，已有100多人死于梅毒或相关并发症，健在者有不同程度的身体伤残和精神疾病。公众抗议声高涨，受害者开始起诉和索赔，黑人群体愤怒、不信任，甚而阻碍了卫生官员其后在黑人社区抗击艾滋病的努力。
本书不仅是关于塔斯基吉梅毒实验的权威历史，也是一部生物伦理学经典之作。它试图表明，塔斯克吉研究是美国种族关系和医学实践的逻辑产物。而这也被后来曝出的一桩丑闻所证明：美国公共卫生署在1940年代后期为确定治疗效果而对危地马拉的精神病患者和囚犯进行了梅毒感染的研究。
“病菌是世界上最民主的生物”
到了19世纪末，公共卫生官员已然发现自己无法承担忽视美国黑人健康状态的后果。为了保护白人，他们也必须帮助黑人。公共卫生官员所受的科学医学教育让他们认识到，同样的细菌在两个种族中会引发基本上同样的疾病，因此，人类是有可能掌握对大部分传染疾病的控制权的。但是，如果公共卫生官员不采取行动将环境清理干净，就算知道这些也没有用——对白人及黑人来说都是如此。他们从以往的痛苦经历（例如霍乱等流行病造成的死亡）中学到的是，不论在哪个区域，只要那里的居住环境恶劣、街道脏乱不堪，就会对所有人的健康造成威胁。保持公共卫生，将污秽的垃圾、瓦砾清理干净，并确保物品清洁，才是唯一的解药。
公共卫生官员还学到的一点是，要在州政府、地方政府内部有效地开展工作，制定相关法律以维护公众的健康。然而，在国家强制性管控与规划缺位的情况下，州与州之间、社区与社区之间的进展各不相同。19世纪下半叶，细菌致病说被广泛接受，大部分地区卫生部门因此而加强了权责。除了原本的任务，例如数据统计与消灭传染病等，卫生部门还需重视预防医学及公共卫生。但这些措施不能交托个人，因为个体不负责任可能会危及整个社会。大多数州政府于1880年代与1890年代间设立了卫生委员会，认识到只有统一行动才能控制疾病的传播。截至1914年，除了怀俄明州与新墨西哥州之外，其他各州都建立了卫生委员会。
国家的卫生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州层面和地方层面的行动。在20世纪以前，联邦政府不太插手国家卫生相关议题。在19世纪期间，基于1798年的《海军医院服务法》（Marine Hospital Service Act），多个港口城市修建了海军医院。这些医院原本服务于海员，但医疗人员越来越多地为黄热病、天花与霍乱等流行病提供诊断和医疗护理。1902年，海军医院服务部更名为公共卫生与海军医院服务部（Public Health and Marine Hospital Service），以更好地反映其工作的全貌。同年，美国国会建立了一个国家卫生实验室来规范州际的药物销售。最终在1912年，公共卫生部开始统筹管理联邦政府与卫生相关的所有活动，安排提供以下四类基本服务：提升公共卫生行政系统，分配联邦政府给州及地方卫生部门的补助，疾病传播和公共卫生的州际管控，以及开展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公共卫生运动为社会各阶层带来的好处并不均等。不论在城市或是乡村地区，穷人的居住空间过于拥挤，公共卫生环境极为恶劣，与此相关的疾病的传播使得他们持续承受着极高比例的患病率和死亡率（尤其是在幼儿时期）。19世纪末，卫生官员面临的课题是促进地方、州与联邦机构间的合作与配合，给所有美国人带去现代医学的福祉。
20世纪的最初数十年间，尽管黑人贫困及教育匮乏等问题还未解决，但少数族群的健康问题有望得到巨大改善。细菌致病说的应用、公共卫生计划的实施及慈善家的努力，使得人们对黑人健康问题的态度有了大的转变。大多数私人诊所的医生继续附和对黑人高死亡率的种族解释。不过，这些观点越来越多地遭到公共卫生官员、公立医院医生及大学附属教学医院医生的反击。也许是因为这些医生日常接触的黑人要比他们在私人诊所执业的同行多，他们不太会将黑人健康问题归咎于种族因素。
公共卫生官员相信科学的力量更甚于相信某些种族的缺陷。无论人们对黑人的评价如何，黑人终归是人类，而科学使医生有能力帮助患病的人类。公共卫生官员不愿承认其专业知识有任何盲点；科学的规则对所有种族来说都应该是一致的。如果某种细菌导致某人种罹患某种疾病，那么同样的细菌也会导致其他人种患上同样的疾病。另外，同一治疗方案对于所有人种都应该起效。这些原则必须占了上风，公共卫生官员才能支撑他们有能力正确诊断和有效医治人类病痛的说法。现代医学奠基于科学法则之上，将种族劣等论与道德堕落当作黑人健康问题的万能借口已不再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