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進右翼的祕密戰爭：民主的危機
一場悄無聲息的革命
21世紀初，美國民主正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危機。工會被削弱、投票權受限、公共教育經費縮水，甚至氣候變遷議題也裹足不前。這一切並非偶然，而是由一場精心策劃的祕密戰爭所導致。
誰是幕後黑手？
歷史學家南希·麥克林深入研究後發現，這場革命的幕後推手是一群激進右翼勢力，他們以削弱政府權力、貶低人民需求為目標，不遺餘力地破壞民主的根基。
其中，科克兄弟扮演了關鍵角色。這對富豪兄弟透過龐大的財富，在美國政壇、學界、媒體等領域廣設代理人，從而影響政策走向，將美國推向更為極端的自由放任主義。
思想的源頭：布坎南與公共選擇理論
然而，科克兄弟只是這場革命的執行者。思想的源頭可以追溯到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布坎南。布坎南所提出的公共選擇理論，認為政府本身就是問題，無法解決市場失靈。這種理論為激進右翼提供了理論基礎，使他們得以合理化削弱政府權力的主張。
維吉尼亞州的實驗：從地方到全國
布坎南的思想在維吉尼亞州的種族隔離鬥爭中得到了實踐。他成功地利用「新思想」來對抗聯邦政府的干預，為後來的革命行動奠定了基礎。
民主的未來：被掏空還是重生？
這場祕密戰爭的最終目標是建立一個由少數精英掌控的社會，而多數人的利益將被犧牲。面對這樣的危機，我們必須警惕，並積極參與到維護民主的鬥爭中去。
恶果犹存
「如果個人不那樣高度重視經濟自由，會發生什麼事？」雷根革命失敗後，布坎南的同僚兼好友查爾斯．羅利（Charles K. Rowley）問了這個問題，「應該要強迫他們自由嗎？」[1]
羅利並不是以圈外人身分在批評，他是一位堅定的自由放任主義者，自從他一九八四年加入喬治梅森大學經濟系以來，一直是維吉尼亞政治經濟學派的一員。直到二○一三年逝世前，羅利都還在為他深深景仰的詹姆斯．布坎南撰寫傳記。他甚至將布坎南描述為「或許會是全世界左傾經濟學家最痛惡又害怕的敵人」。[2]
至於他拋出的這個問題：究竟該如何處理這些與大業不同道不同謀的人？最後有沒有人給他解答，或這些答案是否令他滿意，我們無從得知。我們知道的是，早在本世紀之初，該運動的走向似乎開始讓他感到不安。當時培勒林山學會在華盛頓特區準備盛大慶祝成立五十周年，傳統基金會理事長埃德溫．佛訥（Edwin J. Feulner）邀請羅利擔任籌備委員，羅利拒絕了。他坦言，他不喜歡一個過去注重發展思想的學會，如今卻被大金錢所左右。「來自企業界的大量補助」以及「財富雄厚的人」帶來的「奢華招待」讓他感覺不太對勁。羅利認為「這不符合當初弗里德里希．海耶克的創社初衷」，他對此表達不滿。「太多會議走向都掌握在有錢人、基金會執行長之類人的手上。」[3]
這種貪腐行徑讓羅利感到不對勁，但他沒有刻意詳述，至少就我能找到的書面資料上都沒有，但是字裡行間不難讀出他對此感到困惑。最初布朗案發生時，布坎南提出的核心主張是政府並沒有權利去「脅迫」個人，政府不該凌駕基本的法律規則與公共秩序之上。依照布坎南以及其他參與該運動的人的說法，若「經濟自由」要有個硬性且簡單的定義，那就是堅信不論貧富貴賤，每個人都應該對於如何安排自己透過勞力獲取的所得，有著相同的決定權，即便多數人都認為這筆錢應該拿出來妥善應用在公益用途上，也不該直接強制影響個人。就該運動的觀點而言，政府就是脅迫的領域，市場則是自由的領域，能夠自由選擇、互利互惠的交換。
但是羅利近距離觀察到的是兩套和原先這套思維不同的型態，這讓他深感不安。首先，「有錢的人」擁有不成比例的巨額財富，具有一種微妙而難以想像甚至誘人的力量。再者，在單一特定有錢人的影響之下，這場運動正轉向另一種大有問題的脅迫形式：基本上是透過欺騙的方式達成目標，它掩蓋真實目的，欺騙了相信這場運動的人，帶他們去到一個如果事先知道完整資訊，他們可能就不會去的地方。不論幹部核心團隊怎麼說，這都不是古典自由主義。當你將布坎南這套透過欺騙來脅迫他人的策略，結合另一項事實：參加培勒林山學會五十周年慶的成員，不論是知識分子還是特工，全都愈來愈依賴單一對象維持生計，兩者相加之下，就不難理解羅利感受到的不安。既要擔任自我管理的知識分子，又要成為救世運動的一分子，這兩者是互相矛盾的。救世主是不容質疑的。我猜羅利感受到了事情正在轉變；若其他人沒有因此懷疑自己，至少羅利確實開始懷疑自己。[4]
我們也知道，當科克的人馬進駐喬治梅森大學並取得主導權，這種憂慮就變成輕視，進而轉為厭惡，到最後羅利打從心底看不起科克的特工團隊，和那些以學術背書讓他們可以這麼做的人。就羅利的觀點來看，這些人占據了他的校園。他將查爾斯．科克的首席軍師銳奇．芬克稱為是——「三流的政治黑手」，而且是個「人如其名的傢伙」。
羅利說出了別人不敢承認的事實：「太多自由放任主義者被科克的金錢給誘惑，自甘為一位獨裁的商人背書，供應知識作為彈藥。」到了二○一二年，他相信事情已經陷入絕望，所有參與「自由市場智庫」的人都不會對此「發聲」。他毫不客氣地指出箇中原因：「他們當中太多人都是拿人手軟，從科克兄弟口袋中獲取財務利益的人。」[6]
那麼，羅利提出的這些被收買的人，有沒有布坎南呢？儘管一九九八年之後，布坎南就不再像過去那樣興致勃勃地進學校教育新一代的特工，就我所知，他也不再直接參與任何科克的運動，但是他仍持續接受科克手下送上門的榮譽和報酬。十年後，布坎南出版回憶錄回顧他的一生時，他還特意說了一句：「我自認此生無愧。」[7]
或許吧。但是像布坎南這樣聰明的人，怎麼可能不記得，年輕時曾答應維吉尼亞大學校長科爾蓋特．達登，要設法透過意識型態的戰爭，擊敗凱因斯學派經濟學和自由派政治學——而不是撰寫訓練手冊，教人如何以隱蔽的方式顛覆政權。難道他在溫蒂．葛蘭姆事件後就完全淡出，不想親眼見證他花了數十年打造出來的成果？同樣地，我們無從得知。
羅利顯然還是尊敬布坎南，但或許不再那麼盲從。他在二○一二年大選前就預測，若他們共同支持的自由放任革命大業成為了暴君手中的工具，至少在原則上「會受到嚴重損害」。眼見科克為了加速達成以自由放任主義征服美國的目標，指揮加圖研究所執行「粗暴」的革命計畫，羅利對此感到憤怒的是，科克利用的政府機構，正是長久以來自由放任主義者批判的對象。他也看到，科克「毫無顧忌地操作獎學金」；在科克眼中，加圖研究所的唯一任務就是幫助他達成革命大業，別無其他。少數委員會和工作團隊中的自由放任老將提出質疑的時候，科克就以自己的人馬把他們換掉，而且他起用的人包括自由放任主義者曾經深惡痛嫉的「社會保守派」和政黨人士。然而，到了最後，羅利還是忠於革命大業，而不是忠於接納他的這個國家。（他於英國出生，也在英國受教育。）他關心的是加圖研究所，而不是美國，更不是多數決原則的命運。不論是羅利或是其他內部人士，從沒有人將這些擔憂公諸於世。更沒有人向我們其他人敲響警鐘，警告我們所謂的科克「代理人大軍」計畫一直在對這個國家所做的事。[8]
當時，一些勇敢的調查記者開始報導這支代理大軍的許多伎倆。這些記者揭露他們如何透過表面上各自獨立的組織，分別經營許多戰線，讓一般人難以追蹤。他們占據了共和黨，以充足資金來挑戰初選，威脅旗下的民選官員為革命大業效力，否則就將失去席次。他們利用全美立法交流理事會，將事先準備好的激進右翼法案送進各州議會。接著，利用州政策網絡旗下那些看似各自獨立但是資金來源統一且聯合運作的團體來推銷這些法案。它還利用了地方茶黨團體的憤怒，推動繁榮美國人協會及自由工廠的立法議案。該組織在各州的分會發起了直接郵件宣傳活動，以詐欺的方式來提高選民投票率。它的民選盟友關閉了聯邦政府；實際上，他們所做的是挾持聯邦政府的員工以及數百萬依賴聯邦政府的人當作人質，為的是他們原本得不到的東西——甚至還想拿到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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